1991年：“卡拉OK”的中国年代

    卡拉OK何解？据说是20世纪日本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其中“卡拉”是空无或没有的意思，“OK”是指管弦乐。因为最早盛传于中国港台地区，当地习惯一句话用不同的语种表达，所以在日语后面加了个英语单词。有意思的是，这种如“I服了YOU”一样滑稽的语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是内地最时髦的语言品种，尤其是一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如果有白领在说话时不夹杂几个外语单词，似乎就是没见过世面；不管哪个阶层的人，只要说几句洋文，都会让一部分人肃然起敬。

    有语言专家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主因与曾经的殖民文化有关，其次是打开国门后的中国人对洋人有天然的好奇心。而说相声的那位加拿大朋友称此为“勇敢”，疯狂英语的创始人则称之“不伦不类”。但不管怎么说，卡拉OK自从在内地正式登陆后，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疯狂英语，瞬间遍及城乡各个角落。因为卡拉OK有个最大的好处，不管歌喉怎么样，只要想唱尽可高歌，不必担心忘词更不怕五音不全。

    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在“卡拉OK”声中转变的，卡拉OK不仅造就了一批上流人物，还培养了大批上流人物的“粉丝”。不过，莺歌燕舞都是表面现象，关于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书上网上正反两方面的记述应有尽有，即使引申到市井贩夫走卒身上，因此而成为暴发户乃至大亨的也大有人在。在“全民娱乐”的背景下，卡拉OK席卷全国本无可非议，只是必须承认，娱乐行业的彻底开放，在为中国带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不必讳言，卡拉OK进入中国后就改变了原有形态，在打造“旅游业”、“娱乐业”的心态下变得越来越有中国特色，甚至有的地方学起了“鲜花王国”的阿姆斯特丹，干脆来了个“天人合一”。如武汉的白玫瑰系列、重庆的南斗坪等娱乐场所都是借用卡拉OK艳名远扬，而这与沿海某些小城市相比还只能算是“初级阶段”。据《中国大扫黄》（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披露，在卡拉OK全国风行第一年的2月份，各地就在K歌房查处卖淫嫖娼案件14.3万余起，查获卖淫人员28.8万余人。当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准确，因为中国的“黄色娘子军”从没有数字编制，即使“春城无处不飞花”，也只能用各地的“扫黄捷报”验证。

    卡拉OK被聪明的中国人赋予了新意，让人在一片欢歌笑语中看到了滚滚财源，只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靠身体发财的人多了，社会文化又回到了“笑贫不笑娼”的老路上。那些低层次的权色交易、钱色交易不必细说，包房里演绎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用“原生态”来概括，以致有人把卡拉OK喻为“一卡一拉就OK”。这当然怪不得那些男女主角，连被大清王朝封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都边“吃花酒”边谈生意，现在个别官员边唱歌边谈工作也只能算继承弘扬。况且，到那种场合谈工作都是为了酒色助兴，谁也用不着道貌岸然，即便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可“推心置腹”。

    正是有这样的效果，卡拉OK在其后的几年由功能化开始转向了概念化，从娱乐层次迅速向文化、经济、政治领域扩散。当年，鄢烈山先生撰文《卡拉OK政治》，对官场的“卡”、“拉”、“OK”现象深感忧虑。好在多年过去了，那种现场直播的表演已基本绝迹（或是到了浴池赤诚相见了），但“卡拉OK政治”却如电脑病毒一样日益翻新。本年度11月3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财政拮据的山西省定襄县为了聚人气、招商引资，近三年来先后四次邀请明星大办演唱会，结果项目没引来几个，钱却花去1000多万。大量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因财政困难而搁浅，使民众气愤不已。应该说这位县太爷很有才，他用仅有的一点特权就把“卡拉OK”概念推上了民生高度，并刷新了“卡拉OK政治”的全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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