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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张响誉国际的唱片,为录音行业争光
2006年9月26日 14:30  来源:声响亚洲  

访首届文化节“中国十大录音师”获得者 中国唱片总公司录音技术部录音工程师 张小安

首届文化节中国十大录音师金奖第一名张小安(中)在颁奖台上领奖

首届文化节中国十大录音师金奖第一名张小安(中)在颁奖台上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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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安在首届文化节的论坛上发言

张小安在首届文化节的论坛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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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您是中国录音师协会的会员,并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录音技术部担任录音工程师。而中唱在全国唱片业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可算得上是翘楚之一,凡是在中唱发表的作品在市场上更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中唱的名气是否也为您在录音师行业奠定领先地位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张:多少都有一些帮助的,中唱存在的时间比较久,从中国第一个立体声录音小组成立到现在。1981年我刚从部队转业回来,那时刚好中唱在招录音师。我以前在部队是乐队的小号演奏员,对录音这方面是一窍不通的,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考试进到中唱,从那时才开始学录音。公司一些老资格录音师手把手教我录音,推荐我看一些书籍,告诉我录音是怎么一回事,从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学起,比如传声器的使用,传声器的特性,房间声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原来在工作单位一直是以实践为主,理论上的东西接触得比较少,后来88年参加成人高考,去广播学院进修了两年,念了个大专,在那里面才有机会更加系统地学习录音。以前实践中搞不明白的东西,在那两年里通过针对性的系统学习才得以释疑。


记:任何一个录音师,只要有好的软件以及通晓这些软件的用法,就能录制出一张发烧天碟?

张: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这么说,首先你得拥有这些软件,跟着你要合理使用这些软件,但是说到发烧这个概念,说得就比较含糊,对我们来说,几就是几,不能说大约等于多少,单说发烧,我们没有明确的定义。目前一些发烧友和一些特别崇尚模拟录音的人,他们在计算机里觉得数字声音不好听了,太硬或者太冷,那么他想回归到原始的磁带的录音,这又是不一样的概念了。另外大伙也认为发烧是质量好,最高级的东西。很多发烧友我们是很佩服的,人家很专的,家里唱片很多,什么都在听、在对比,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之下调整他自己的整套系统,去适应房间,适应自己的耳朵,最后再去评价,他们这些东西听得真是烂熟了,所以在他们的脑子里面都有固定的音响概念,对于某一种声音是什么样的概念,还原到原音的几成了,非常清楚,在某一方面来说,他们确实是专家,但是要录出一张发烧天碟,就不能下定论了。


记:照您这个说法,从听辩这个角度上讲,一些发烧友的耳朵比录音师还专业?

张:确实如此,有些发烧友的耳朵绝不次于录音师。但是也可能是在大家的监听环境不同,发烧友之间的监听环境是有差别的,他们的监听环境跟录音室里的监听环境更是有差别的,录音室里有很多经过专业测试的设备和特别设定的监听室,这些都有一定的标准,而发烧友的家里一般很难达到这些标准,当然也不否认有个别例外。


记:您跟很多优秀的歌唱家合作过,像董文华、崔健、彭丽媛、李娜等等。是不是帮这些优秀的歌手录音比较省事、录制过程比较容易、快捷?有没有录过一些唱得不是很好,但是很红、形象很好的歌手?

张:那是当然。歌手水平不一样,有些录得很流畅,有些歌手几乎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录音或者剪接的,几乎所有的录音师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国外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不能光凭这一点去评定歌手的好坏,他也许在录音棚里会紧张,或者某一句唱得不好,虽然有些歌手是一次就能录完一首歌,有时8、9首一天就录完了,但是不能说明他唱得没有一点问题。到了录音棚,环境变了,或者身体状态不好,都会导致歌手唱不好,这都是很正常的。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有钱,来录一张唱片,想出名。就像计算机帮他安排好程序一样,今天录音,明天拍录像,影视歌三栖明星嘛,三条路都走一遍,好像不当歌星就不算明星似的,遇到这样情况就没什么意思了,你要问他,你愿意唱歌吗?不喜欢!你喜欢拍电影吗?太讨厌了!我只想当明星。他觉得当明星是最主要的,其它都不重要。不过这些现象还是少数的。

记:您现在有挑歌手合作的权力吗?毕竟您现在在中唱算是老资格的了。

张:没有。也许有些人是这样的,但对于我来说,录音在整张唱片里头只是一个环节,尽管它很重要,没声音的唱片谁买啊?但是它仅仅是一个环节,不能把它当做是唯一的。挑歌手是编辑做的事,也许有的唱片公司会编、录是采用混编的模式,就是说所有工作集于一身,一个人全做了,这样做可以,但是我估计他们这样做会忙得焦头烂额,原来我们广州中唱就是这样的,他们编辑和录音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有权去录哪个歌手,录什么曲目等等,他要从头干到尾,这不得忙晕吗?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就专职录音,按照我们中唱的工作程序,就是编辑(也就是制作人)选好了我要录哪个歌手,然后进录音棚由我们录音。进录音棚之前编辑会先跟我们商量唱片的风格等等。

记:您现在的名气很大,在网络上也见到一些新的歌手跟您合作推出唱片后就以您为招牌为亮点,说该唱片是精品,您介不介意歌手以您来炒作?

张:有吗?我不知道,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做的唱片未必都是精品。他要这样炒作我也没办法,但我觉得最好别这么干,因为我觉得一个录音师起不了这么大的宣传作用,我们不是神仙,在音乐上声音不行就是不行,不被人们所接受的声音我们也不能化腐朽为神奇。歌手应该从自己本身去发掘炒作的亮点。

记:目前娱乐圈有这样一种现象:很多演员都是演而优则唱,他们都觉得大家都走这条路,如果我不走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似的。尽管有些演员确实唱得不错,但还是有些不敢恭维的,可是在一些歌曲排行榜上,他们的名次却挺高的。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张:我觉得这个是名人效应,跟他们本身唱歌没太大的关系。好多歌星唱的歌我都觉得不好听,但他们确实很红很出名,现在的流行和受欢迎程度跟歌手的包装成正比。很多流行歌曲不管好不好听,就是有人愿意去听。越有人去听,商家就越注意啦,商家的目的就是赚钱,有人买这些唱片他们就投资进去赚大钱啊。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流行就认为他们不好,连听都不去听,这个也不好。我曾经问我侄女,问她为什么喜欢周杰伦的歌啊?她说他的歌节奏感很好啊,这个就是亮点啦。

记:广州乐坛出唱片都是走短平快路线,找一个歌星,很快录好音就马上出碟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如果大家音乐基础都特别好,短平快是好事。速度快是好事,但是这又不是必然的,速度快不一定就录得不好,慢慢录也不见得录得一定好。如果是粗制滥造,那速度快就不可取了。不管你做什么东西,真正有内涵的东西都得先静下心来,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做才能有保证,快餐文化留不下经典的东西。

记:您喜欢录什么类型的音乐?

张:我其实什么类型的音乐都录过,人家找我们录什么我们就录什么。但是我们平时对管乐和民歌这些琢磨得比较多一些,人家也愿意找我们录这方面的碟。

记:《爱一滴水就是爱全世界》也是您的录音作品,由很多歌手、组合演唱,相信录制的难度很大,请问您是怎么去录好它?另外有些演唱者,比如莫慧兰,她是运动员不是歌手,她不会唱歌,而其他歌手的演唱风格也不同,您是怎么去协调的?

张:这首歌比较乱,演唱者比较多,录制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分别录音的,这个歌手录完了,另外有些歌手还没约到人呢,人来了录完又走了,效果不理想又得再约,反正就特别乱,一点一点录,录完这首歌差不多耗了一个月的时间。至于演唱者之间的协调,那是制作人考虑的问题,哪个歌手在哪个音区,唱哪一段,乐队怎么去配合,这些统统在录音前由制作人安排。在整首歌里面,作曲和填词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录音师的作用就是把各演唱者演唱中最出彩的部分再呈现出来,把不好的部分改好或者去掉。现在的多轨录音、后期制作的修改余地比较充足,演唱者音唱不准,我们可以用软件把它改准;节奏不对,也可以用软件把它前后挪一挪。由于电脑的介入,修改这些都非常方便。

记:您在1996年曾参加一个由中国录音师协会组织的录制技术研讨会。会上你作了一篇《多声道录音与制作》的发言,这篇文章后来被中国传媒大学收录在其出版的《中国录音艺术大全》里面,可见您在多声道录音方面是很有心得的。目前在图书馆里跟录音技术有关的书籍比较少,您是否会将您的心得体会编成一本录音技术的书籍呢?

张:说不上很有心得,只是入行这么久,接触这方面比较多,有一些经验之谈罢了。实际上也是从书本上看到一些,在实践中总结一些,加在一起得出的一些东西。我很想出一本录音技术的书,可是水平不够,写的能力比较差。再说了,录音这一行本身属于实践运用多于理论的,目前的书籍,上面写的基本道理都比较全了,但是运用到实际录音当中去,就全靠录音师自己去应变了,因为实际中变数比较多,首先声源基本上没有一样的,各种声源的处理都写书本是不现实的;其次是录音场合不同处理方法又不同了;还有就是书本上说到的理论跟实际碰到的声音你能不能对上号,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毕竟声音这东西不是文字所能描述得清楚的,比如说500赫的声音,那500赫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你很难理出一个概念吧?只有多听多录,才能跟书本上的东西对上号。还有,就算录音师把他处理某种情况的经验写下来了,但是这些经验拿到另一种情况中去又不适用了,录制声音这种东西是不能用同一个方法去应用到多种情况中去的。有一次我们听一个专家讲课,他讲完后让我们听一段他在一个小房间里录的管弦乐,听完后我们问他,这个小房间到底是多小,他说乐队两边离墙大概有6米,后边离墙大概是7米。你想想看,一个乐队摆开阵型有多大,这么一折算,他说的这个小房间至少有5、6百平方米。在他眼里只算一个小房间,你再看看我们的录音室,才一百多平方米,你说我们这算大房间还是小房间?连小房间都算不上。在我们这也很难找到他们那样的地方,所以说这些录音方法并不是放在哪里都适用的。但是书本上的东西也不能说是没用的,上面的道理和基本理论是没错的,我们只能在实际的场合、实际的情况中根据这些道理去应变、去重新设计录音的方法。

记:您在99年录制了一个《红太阳》的歌曲系列,发行量突破了七百万的大关,创造了中国唱片销售史上的最高记录,为什么《红太阳》这个系列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您是怎样创造这个奇迹的?

张:这事说起来首先要归功于人们本身对于那些歌曲的喜爱,唱片里面每一首歌都是伴随着大家长大的,里面每一首歌拿出来我都会唱。其次才轮到我们在这个唱片上下的功夫,录制的时候,我们也借鉴了之前这些歌的录制方式,然后我们采用了之前没人采用过的方法,就是用录流行歌的方式去录制这张唱片,这也是这张唱片成功的一个原因。

记:您在第一届“声响亚洲”(广州)文化节里凭借《嘎达梅林》和《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这两首作品获得了“中国十大录音师”的美誉。这两首作品能否代表您录音的最高水平?腾格尔在演唱《嘎达梅林》的时候有一个从吟唱到激情迸发的瞬间,您是怎样拿捏这个过程的转变?在录音方面需不需要有技术的变化?

张:在当时来说,那是我精心制作的了。不过现在再让我做那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些变化,一直以来我都在不停地研究琢磨。腾格尔本身唱歌的时候动态的差值比较大,弱的时候特别弱,强的时候特别强。在录制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动态压缩,就是弱的地方往上拉一拉,强的部分压一压,这样的动态差值就减少了。差值太大录音机本身也承受不了,录制出来也不好。最后还得根据音乐作品的需要做一些乐器的多少和音量大小的配合变化。当时录制的时候也没想过把它录成发烧碟或者是其它的什么意图,就只是从这个音乐本身的需要去录制的。很多时候根据音乐本身的需要、本身的感觉出发去录制这个音乐,出来的效果我觉得是最好的。

记:“声响亚洲”(广州)文化节第一次把录音师从幕后推到幕前,也让您得到了“中国十大录音师”这个奖项,对此您有什么感触?

张: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首先,它把很多录音师聚集在一块,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在北京有很多录音棚,但是这些录音师之间却很少见面,很少交流。其次,能把录音师这个行当单独提出来评选,这对我们这个录音界起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再者,让我们坐在一起评选录音作品,这对我们录音师本身的听辩能力来说也是一个促进的机会。

记: 05年10月22日发行的《东方大峡谷》是一张纯音乐的作品,里面用到很多吹管乐器,有些乐器是我们听都没听说过的,什么印度横笛、缅甸竖笛、鹰骨笛、弓笛,还有弯萧、日本尺八、木埙、陶埙等等,其中鹰骨笛和木埙听说还是首次在录音中使用,堪称中国当今新音乐的一项创举。对于您而言,您从未了解过这些神秘的乐器,录制的时候您是怎样去把握它们、表现它们,让它们达到最好的效果?

张:就是先听一听,比如说骨笛,它是用骨头制成的,它吹奏的时候有点类似于短笛的效果,但是它比金属乐器的声音要尖锐一些。里面确实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拿弯萧来说吧,萧的低音是很难吹的,手很难够得着,萧的音区高低是由手按的孔跟吹的管口之间的长短决定的,距离太长的话,手根本够不着。所以这个弯萧是把竹子弄成两段,弄弯就变成可以吹低音的弯萧。至于木埙,一般的埙都是陶制的,而它是用木头弄的,制作简单,它出来的声音比陶制的要松一些,因为陶制的埙密度比较大。这个作品确实在音响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组合那些东西,那这么多东西捏合在一起真的很难,我们之前从没碰到这样的难题,反正就是慢慢录,慢慢改,光制作就花了半个多月。

记:发烧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录制水平高、效果特别好、特别精品的碟?你是不是会挑你喜欢的作曲家,而不跟不熟的作曲家合作?

张:没有,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挑过作曲家。在我的概念当中,我一开始录音的时候,我的师傅告诉我:录音师去录制一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去实现和完善作曲家的意图。所谓的再创作,也就是三度创作,作曲家是一度创作,把东西写出来;二度创作就是演奏;三度创作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音响,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去完善作曲家的意图。作为一个录音师来说,也许你不能够很好地去实现作曲家本身的意图,但不代表这个作曲家的很多想法是不对的。再不好的作曲家,或者造诣还不是很好的作曲家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会想把这个东西做成什么样子,他对音乐也是有一定的概念,在他的基础上尽量帮他完善他的音乐,我想这才是一个录音师该做的事情。也许这些作曲家写的曲子你不喜欢听,但不能说这些曲子不能存在,它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你不愿意听是你的事情,但鉴于职业道德,录音师还是得把它做好,假如你不会录,或者录不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记:您之前曾经在广州海印缤缤广场附近的闹市区跟广州市民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广州市民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广州的音乐发烧友是不是比较热情?

张:广州挺好的,它属于南方城市,其实我在南方呆了11年,觉得广州很繁华。当时广州的发烧友问了我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我也答不上来,我对家用音响设备不是特别熟,也很少去商店逛,家里的音响设备都是孩子挑的,毕竟家用设备跟录音棚里的不一样。


记:第二届声响亚洲文化节将会再次评选中国十大录音师,请问您对即将产生的十大录音师有什么寄语?

张:谈不上什么寄语,我只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录音师出现,而且我也觉得现在有一些年青的录音师做的也确实不错,特别是在流行音乐方面,因为年轻人对这方面的东西接受能力比较强,他们有些作品与国外的对比也毫不逊色。我们干了这么多年的录音工作,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像他们这样做出一张好唱片来。我觉得不管是做哪一项录音的,能出一张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唱片就是为我们这个行业争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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